中文寫作中心於3月9日晚間，邀請台灣文學金典獎得主蘇致亨蒞臨分享。去年以《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受到矚目的蘇致亨，將自身碩士論文改編為大眾易讀的作品，回望1950年代以降台語電影史的美麗與哀愁，將臺灣戰後文化史缺漏的大幅面積，修補出了精彩而動人的圖式。
 
  蘇致亨開頭談及，比起著重於「語言的復振、復興」，這本書更關注的是書名「毋甘願」三字的涵義：即不甘願背後的「不平等」、「被壓制」，關於主流與邊緣敘事拉扯、擺動的過程。以語言與流行文化的角度舉例，例如鄧麗君、陳淑樺兩位歌手，都曾發行銷量破記錄的台語專輯，至今卻很少被提及。由此可見，我們對大眾文化史的記憶、深受語言政治影響。
 
 此時重探電影史，蘇致亨提到「重寫」之目的，除了解構「菁英／大眾文化」二元對立，且電影研究長期將重心放於梁祝、台灣新電影等；也在於打破台語片「斷代史」的迷思。過去的台語電影史，只存在於「台灣電影史」中某一章，份量與價值並不彰顯。但若以台語電影本位的視角看待，台灣電影產業化起點、實為台語電影，其後亦可拉出一條發展的軸線；而蘇致亨的研究便重建出「國語運動」以外的另一系譜。 

    而回到台語片的興衰，台語片產量於1969年與國語片出現死亡交叉，即民國58年後台語片日漸衰微。原因為何？過去研究曾給過一些答案：諸如台語片粗製濫造論、政治禁絕論(國語運動)、或多因並陳論等等，但都不甚能周全解釋這個現象的變遷。
 
蘇致亨在其研究中，給出了「兩階段衰亡論」的回答。第一階段即1963年後，台語電影未跟上彩色技術轉型，因而造成的「彩色天花板」瓶頸。而第二階段即為黑白底片斷源的困難，在購買不到黑白底片的前提下，加上政策面對於國語片的挹注、支持相當顯著，相對而言，台語片製造便流落為自生自滅的產業，台語片的生命便宣告逐漸終結。
 
台語片的燦爛與衰微，不只關乎生產原料、技術轉型和國家扮演的角色，也是政府在語言政治和娛樂產業上，文化治理策略的探照燈。重返被壓抑的歷史，蘇致亨將位處多重邊緣的夾縫鑿開，試圖讓光照入邊緣社群的位置，照見真實、還諸歷史與記憶。
 
演講最後，蘇致亨問及：為何研究邊緣史如此重要？「台灣就是邊緣，台灣的邊緣人就是台灣人中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