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山元彰

中文寫作中心在4月24日（四）晚間，舉辦職人系列講座「編劇指南」，本場次由編劇蔡雨氛主講，以2024年上線的話題作品・影集《聽海湧》為例，與同學分享完成一部歷史劇創作背後的點點滴滴，一路走來可以說是「真實」與「虛構」間的不斷辯證的過程。

辯證1：歷史系出身的編劇家 

蔡雨氛大學就讀歷史系。「追求真實的科系」固然是以史料為中心的學術訓練：清楚、客觀、真實。歷史寫作不講求辭藻華美、不需要個人的情緒、最重要的是證據的支持。課堂之外，她自述大學都在拍電影，與爾後擔任《聽海湧》導演孫介珩認識也是在此時。寫劇本、掌鏡頭、放電影……不斷實踐並與同好切磋，然而當大學畢業，她去面試電影所時卻大受打擊。教授們不只意興闌珊，最後還當頭棒喝：「你的劇本很囉唆，像在說教」。這時蔡雨氛才意識到自己底子裡那講求客觀證據與清晰表達的「歷史人」與說故事的「編劇」之間的差距。為了縮減這兩者之間的距離，道出好看、不說教的虛構故事，蔡雨氛下足了功夫。

《聽海湧》的成功，可以說是歷史系的訓練與不斷精進自身編劇功力的結晶。然而，這是後見之明。蔡雨氛的努力（也是給我們在場聽眾的啟示），事實上是說得簡單、做得難的三要素：多看、多聽、好好生活。多看作品，諸如影展或得獎片，累積並建立個人品味；多寫劇本，磨練「讓角色說他該說的話」，「不說教」的對白，乃至從動作下手，由動作說故事；好好生活則是試圖彌補生命經驗不夠深厚的對策。蔡雨氛經由擔任多部紀錄片剪輯師的歷程，看見各行各業與人生百態，並從製作非虛構的影視作品之中，體悟出虛構作品的發軔基本上也是延伸自真實經驗。「靈感來自生活」：諸如早期自己投入電影是因為心中對於升學主義的不滿；《聽海湧》的構想源頭也是來自於蔡雨氛自身家庭兩代間的衝突史觀所種下的疑惑。

辯證2：烘托核心――大歷史與情節的融合

《聽海湧》是一部帶有寫實色彩的虛構作品。蔡雨氛直接點出本作「寫作邏輯」：哪些部分是真實，哪些部分又是虛構。諸如二戰的事實、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當時臺灣有自願/非自願去當軍屬、當兵的人、日軍在婆羅洲設立戰俘營、凌虐戰俘、戰後同盟國展開軍事審判、不少臺籍戰犯被送上審判庭等都是血淋淋的真實。這些大歷史背景、職業、身分、社會氛圍，都是檢閱史料檔案、論文，諮詢專業人士等考據程序的真實。至於虛構何在？主要聚焦在人物與情結的塑造。諸如主角阿遠是一個性格溫和、不願虐待俘虜，甚至偷偷幫助俘虜的臺籍戰俘管理員。然而到了戰爭臨界狀態時，他不得不服從日軍上屬的指令，萬分痛苦地執行他的任務。蔡雨氛塑造這個角色的用意要探討的是，在戰爭底下究竟還有沒有可能保持人性。第二主角阿輝雖然一樣是殖民地臺灣出身，因為聰明積極，表現良好，在戰爭末期升為二等兵、小隊長。自認為是日本人的他，戰敗後面臨澳洲檢察官的詰問；代表中華民國的外交官由於深受其害，所以也不願將他視為戰勝國民；最後日本律師道：「因為他是臺灣出身，誤會了上司的指令為殺戮」，因為服從日本而走上絞刑台，但是最後卻是遭到日本人拋棄。這個虛構，則是要探討作為臺灣人，不斷受到各國擺佈而出現認同混亂的悲劇。而這件事到今日，仍以不同形式延綿持續著。不論是認同問題，還是戰爭下的人性，這些抽象難題都是真真實實存在的。虛構，是一個將抽象的難題，也就是編劇所關心的的核心議題，浮出檯面的方式。好的故事，自然也會形成讓更多人關心真實歷史的契機。

辯證3：虛構的普遍性照映現實

若再進一步聚焦探討阿遠跟阿輝兩個角色，阿遠象徵的是要當一個好人/當一個好軍人之間的拉扯與矛盾；阿輝則是上述提及日本人/臺灣人等身分認同錯亂的極致。戰俘營中，阿遠多次幫助領事太太與十一個月大的小孩。他盡最大的力量幫助她，也許是因為操著同樣語言的親近感，或者是因為容姿與女友有幾分相似，又或者是對於領事感到某種心理虧欠。可是，這種身為人再普通不過的關心，但在戰爭的邏輯下就是通敵的行為。最後，當他被逼迫用槍瞄準壕溝時的痛苦，便是當好人/好軍人的矛盾達到最高潮的瞬間。戰爭之下，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維持人性？何等困難，是能引發觀眾省思，具有普遍性的一個問題。阿輝是臺灣籍日本軍屬，在追求日本人認可的過程中（也是因為人力短缺），升為正規軍人。改朝換代，法理上成為中華民國籍，最後還是在當地遭到澳洲（盟軍方）的審理並處刑。當不成日本人，回不去臺灣，自然也被中國人、澳洲人敵視。蔡雨氛說道，創造這個角色是因為他最能夠突顯臺灣人認同的錯綜複雜。隨著國際局勢擺佈而出現的重層認同，無法以單一的民族主義說明清楚的困境與悲劇，一直以來是臺灣人的命運。這不只是想像中的歷史，畢竟時至今日宣稱自己是「臺灣人」的這件事仍不全然是自由的。

儘管是虛構的情節，若能將故事說得生動，甚至是可以照映並反思當代的現實情況。以真誠的心面對人們的處境，蔡雨氛強調，這是她認為作為編劇最重要的創作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