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訊】
道南文學獎作家講座11月29日來到最末場，壓軸請到「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記者出身、對於台灣社會議題深入耕耘的他，以非虛構寫作介入並再現當代環境運動與社會議題為人所知。

胡慕情開頭即坦言，自己從未抱持過成為創作者的想像，因而不喜歡用記者、作家等介紹自己，而更偏好稱自己為「寫字的人」。之所以開始投入寫作，單純根源自「有話要說」， 即渴望自身的對話以及詢問「為什麼」。 透過不斷向世界提問，理解、彰顯自己所關注的人事物，讓未被好好承接的故事輪廓，有機會變清晰。

胡慕情認為，即便我們常認知這些文章、報導是「作品」，但於他而言，這些只是寫作道途中的「副產品」。真正的寫作意義，是透過文字整合、傳遞出值得大眾關注的議題，是在過程中一次次思辨、追求真相的打磨，這個過程才是目的。

議題值不值得寫？

在判斷個案是否值得深入書寫時，胡慕情談及幾個思考面向：例如，自問書寫個案是消費嗎，或此案的確有和公共之間的關係？探問「公共性」關乎兩個原因，一是倫理：故事是受訪者身上的一個切片，當故事再一次的被訴說，事件持續被喚起，承擔後座力的最後仍是受訪者，而非採訪者。

「我必須確認我所寫的東西，不會造成二次傷害。這件事情很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做到，但是我盡可能減少這個傷害的後座力。」胡慕情誠實的說。

第二個原因是，若個案沒有公共性，書寫會很難取得共鳴。倘若僅為了討好大眾，將事件以誇張、奇觀化的方式呈現出，無助於大眾瞭解案件脈絡，反而加劇某些群體的污名，那就是不具公共性、只圖寫自己開心而已。找到公共性，讓特殊回到普遍，讓個人重回結構，等於能夠見微知著，民眾的焦點也能從個案的獵奇性上轉移。

深入田野與個案關懷

除了《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追溯記錄苗栗土地正義，胡慕情也關注如隨機殺人的鄭捷案、台南醫學生於住家縱火、華山草原分屍案等普遍認為「駭俗」的重大案件。

希望都能直接找到當事人訪問的胡慕情，同時說明接觸當事人的艱難：「所以我不是貿然聯絡，而是先出席旁聽審判、跟家屬打照面，建立事件的框架背景，也讓家屬信任。」 例如鄭捷案，能力範圍內除家人外，胡慕情將鄭捷從小到大認識的同學好友、老師都找到了。訪完綜理出一件事：跟鄭捷年齡相仿的人，不管書讀得好不好(即便是念到台大)，依舊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不知道為何讀書，這條道路跟他人生的關係是什麼；而這個世界，跟他們想像的並不一樣。

人們都經歷過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時刻，這時往往會請過來人提供建議。然而過來人提供的想法，多數只基於它們自己的經驗，或直接遵照社會的主流價值。而鄭捷就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極度不適應的人。

而又談到台南醫學生住家縱火案，胡慕情花了許多時間投入相關的前行調查，諸如了解醫學生心理健康的統計數據，繼而知道此案的縱火基礎，可能跟整個醫學教育的系統性問題有關(例如：醫生需要冷靜處理病患狀況，教育中強調某部分的去人性化)。 「而這些結構問題，可能會使具有特定人格特質的人，被引發精神疾病。這樣的切點就是具有公共性的，我才會有信心讓我跟受訪者提出採訪請求。」胡慕情解釋。

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時，可能會有不同的嚮往，但跟自身的本質可能是衝突的。「所以我覺得標籤、框架就是一種雙面刃，說穿了終其一生，你就是在跟如何適應這些標籤進行搏鬥。這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胡慕情最後說。

當你知道自己往哪邊去，你就能呼喚出田野

胡慕情自言，若從傳統的媒體寫作典律來看，自己的文字大概是不及格的寫作方式。然而卻也因為她重視細節描寫，以及充滿文學性的寫作模式，讓他的作品走出與眾不同的道路。

他也曾以日記的方式，來記錄自己每天的報導成果，再用社群媒體傳播出去，試圖將這些報導讓更多人看見。受訪者將生命一部分的切片交給訪問者，是對你有所期待，希望你能為他伸張正義、指出社會的弊病。然而受訪者所言不一定完全為真，仍需有自己的判斷和裁量。

實際的田野是一個像圓的過程，雖有步驟，卻不是直線的路徑。它是一個不斷確立假說，透過訪問去印證修正的過程，隨著訪問，觀點或你想要表達的，就會被錘鍊的更精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