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寫作中心於14日晚間舉辦講座，邀請現任八旗文化總編富察延賀，以「漢字的枷鎖與中文的困境」為題，思索中文如何為我們帶來創造性，進而成為理解世界的方法，而這當中又產生哪些尚待開拓與解決的問題？ 
       熟稔中西語言發展歷史的富察指出，漢字是一種「人工速記的語言」，而非自然生產，屬於「單音節皮欽語」。而這意味著漢語起源於多種語言的族群相交流而產生，當皮欽語和甲骨文結合後，就形成我們看見漢字的最早型態。
 
       這種情況，直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受日文的假名啟發、發明了注音符號，才有所轉變，富察強調：「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何中國沒有誕生這種記音符號？」除了記音的技術手段罕見革新，他也提到「中文的困境」，指的是中文在邏輯、文法上的模糊性。例如老子《道德經》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謂「民」其實是指愚蠢蒙昧之人，甲骨文中「民」是以針刺目，至春秋戰國時期意義逐漸擴大，「民」指被統治者。而且，跟「民」有關的詞都帶負面義，如「氓」、「泯」等，然而諸如民主、人民等當代慣用的詞彙，卻都附加了語言使用者各自表述的曖昧性。 
       他觀察都曾使用漢字的日本、韓國，日本在明治時期展開漢字存留的爭議，是一種漢字折減論，這讓日本可以迅速與西方觀念接軌，而不被漢字所牽制，韓國則於1970年代開始逐漸廢除漢字。富察提到，漢字的字義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而由誰來解釋呢？答案是統治者。
       然而，習用漢字、中文的我們，其實已受制於漢語世界的框架，或許也較少意識到以單一眼光看待周邊事物的危險。回溯中國歷史，他說：「漢字型態一直遇到挑戰，如大型戰亂中知識份子的人數大量削減，語言也面臨危機，字的讀音就成為必須被記載的對象。」魏晉時期鮮卑人陸法言編製了一種新的記音技術，即反切法，成為魏晉到明清時期的重要記音技術手段。
       由此，漢字成為為統治者服務的利器，當中有許多簡化、模糊的地帶，因此他認為漢字的文化體系中沒有哲學，「儒家是一種政治與倫理學，而不是宗教」，即儒家沒有本體論思考的內核。又例如「漢字簡化了成『國』的概念，事實上美國、英國都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中文世界是模糊、不精準的，沒有邏輯所以成為美麗的散文與詩歌。」
       而另一方面，他以朋友在家自學的孩子為例，知識眼界廣泛，政治、天文都能通曉，為了配合學校的宣傳，能以中、英文寫下所思所感的他，每天卻花了數小時在「把方塊字寫好」這件事上。富察指出，若漢字教育仍僅關注於字形架構或美感，如此的方式可能沒有未來。 

 最後，富察也說明，漢字的「枷鎖」不僅是束縛和侷限，他直言它適合寫詩，因為裡頭充滿意象與聯想的空白，如王勃〈滕王閣序〉中的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聲音、字形與意義都能為讀者帶來畫面感，且也相當適合用來作言語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