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寫作中心於3月4日晚間，舉辦本學期第一場全校性講座。榮幸邀請到近期頗受關注的《國際橋牌社》編劇，同是也是曾囊括多項金鐘獎的編劇鄭心媚蒞臨。

曾任職《自立晚報》、《壹周刊》，長期在政治線打滾的他，對「半路出家」的編劇一途，確實做出了華麗的轉身。比如靠著《燦爛時光》、《奇蹟的女兒》等高度扣連台灣歷史、社會的題材，成功的將觀眾眼光定錨於台灣特定時期的歷史時刻，端出關於文學、歷史題材影像化精彩的轉譯。 

風起雲湧間，打一手好牌 

回到台灣第一部政治劇《國際橋牌社》，鄭心媚提到自己並非原始的編劇群，而是後來加入、協助重整的角色。加入後他從原始歷史的資料著手，逐漸打磨每個人物的厚度，刪修出精實的結構。然他也坦言劇本創作，有非常多需要妥協的地方，例如要考慮演員、出資人、製作人、導演等各方想法，從紙上黑字到鏡頭呈現可能歷經多方周折，編劇便在這一來一回間找到平衡。 

而鄭心媚說到他撰寫劇本的習慣：一定要能用一句話，總括說明這齣劇核心的理念、欲傳達的命題。後續便順著從頭到尾貫徹、不偏離發散。於是她加入編劇團隊後，幫《國際橋牌社》抓了兩個主軸，一個是政治鬥爭的角力，一個則是台灣寧靜革命的過程。 

相較於《國際橋牌社》以事件為推進單元，鄭心媚表示，劇本創作其實更重在人物的刻劃和立體厚度的堆疊。如他最喜歡劇中章有成的角色，章有成是個熱衷權勢之人，城府深且做事目的性強；但要如何長成一個「觀眾不喜歡，但可以同情理解的角色」？透過原生家庭的設定、生命經驗的累積、事件的代入，逐漸堆疊出章有成鮮明的人物設定，而他的個性顯影，也折射了時代脈絡的軌跡。

生活無處不政治

在各國翻拍以社會事件、大歷史為主題的戲劇，受到更大關注之際，她以韓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為例，認為台灣戲劇應該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貼近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心聲與反應。或許不少人認為政治離生活遙遠，但鄭心媚認為對熱愛看政論節目的台灣人說來，政治題材應該是觸手可及、感興趣的話題，不應是塵封的禁忌，或是流於表面的批評謾罵。 

而編劇說故事的背後，重點更在觀點的確立以及特定議題的訴說，如《奇蹟的女兒》中，鄭心媚意在折射兩種階級問題：既關乎勞工，也觀照性別；論及女性在當時加工出口區的職場處境，是經濟也是政治的雙重叩問。上映時正逢前幾年勞基法一例一休沸沸揚揚，影視裡的人事或可以幫助觀者思考當下，台灣可以奠定什麼樣的勞動環境與條件？我們的法律應補足怎樣的漏洞？

成為編劇之路：「說什麼？」到「怎麼說？」 

「我其實沒有上過什麼正規的編劇課，而且合作過的導演都跟我說，不要去上外面的課。」鄭心媚笑著說，因為坊間開設的編劇課，傾向教授習見的劇情公式，帶入特定的格式安排，更像一種限制。但他提到自己會閱讀編劇的書籍，並觀賞國外編劇精湛的劇集，如講述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故事的《王冠》，便是他推崇的政治劇。

 另外，可能要嘗試理解劇本創作跟小說創作的差異。例如「寂寞」要怎麼用鏡頭語言表達？除了使用旁白方式外，常見的可能是拍一個人獨自來回踱步、或是抽菸；但除了這些的表現方式外，你還能想到什麼？ 

再者他鼓勵同學應該多加拓展自己的生活經驗、注重實際的物事觀察，否則永遠只能寫出圍繞家庭與愛情的主題，也希望同學們能對於台灣的地理、歷史有更深廣的了解。

島嶼備忘錄

從《燦爛時光》、《奇蹟的女兒》、《國際橋牌社》、《鏡子森林》一路走來，鄭心媚深掘台灣題材，始終如一。更早之前許多朋友常勸他，不要再寫政治題材為主軸的劇本，因為在台灣沒有受眾關注、根本無法獲利，更遑論中國因素下，商業市場實際面對的封殺問題，是台灣影劇多年累積的沉痾。

然而鄭心媚仍持續不斷地書寫、積極轉譯這些曾在台灣發生的故事，讓它們以一種新的面貌翩翩降臨，在當代的觀眾心中活出不一樣的風景。

在《鏡子森林》裡，原本有一句重要的台詞這樣說道：「沒有好的新聞，就沒有好的民主。」而今天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沒有好的政治劇，就沒有成熟的台灣民主；然而我們終究迎來了一部《國際橋牌社》作為開端、終於等到了能自由暢談政治的時代，並沿此期盼著引爆下一輪政治、歷史劇的盛世，絢爛耕耘著島嶼中人的過去與未來。